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生死观-九游会老哥俱乐部
徐淑琴
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涉及到“死”的课文很多，“以身殉国”者有之，“以身殉节”者有之，“以身徇情”者亦有之。这些慷慨赴难的历史人物或艺术形象其视死如归的气概确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但语文教学中对人物的分析却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如在分析《孔雀东南飞（并序）》中的主人公时，有人说，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死是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所仅能采取的反抗手段，他们的死是对封建黑暗势力的有力的抗议。还有人说，焦仲卿和刘兰芝要维护自己纯真的爱情，就得拼掉性命；要想苟且生存就得忍受精神上无穷的伤害。在分析屈原现象时，有人说，在屈原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可能重返朝廷了，他就选择以死来做最后一次抗争，而不愿意退让半步,使自己高洁的品行蒙受浊世的玷污。其实，屈原在受打击遭迫害之后还可以走的一条路是离开祖国。在战国时代，一个有才华的人如果在本国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就跑到别的国家去寻找出路，原是极平常的事情。然而屈原却始终不肯离开自己的国土。可以说正是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屈原成为千古不朽的伟大诗人。如果我们把以上慷慨的断语塞给学生，企盼着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播下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自由的种子，为日后的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那的确是求之不得的最佳效果。然而，学生在接受了这些思想的影响，经过个性化的理解加工，进而用自己的意志倾向来指导实践行为时，许多人却偏离了我们预先设计的轨道。他们把焦仲卿和刘兰芝的“以身徇情”，屈原的“以身殉节”推演为：焦仲卿、刘兰芝不死就无法显示对爱情的忠贞，屈原不投江就难以表现对祖国的赤诚。那么，要忠于爱情、忠于祖国，“死”自然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于是，在诸如升学、就业、交友、恋爱等问题上，一旦遇到较大的挫折，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死，往往忽视了积极寻求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更有甚者，竟然抱怨社会没有给他提供一个描绘壮丽人生的死的机会。
这些被严重扭曲了的生死观的产生，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不见得就是语文教学上的原因。但是，我们却无法否认中学语文教学在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生死观方面存在着严重不足。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在上文引述的观点中，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不论是焦仲卿、刘兰芝，还是屈原，都已经被分析家推到了非死不可的境地。那么，究竟焦仲卿、刘兰芝和屈原的以死抗争是不是唯一的和最有效的斗争方式呢？倘若我们在慷慨激昂地赞扬焦仲卿、刘兰芝的反抗精神，推崇屈原为国殒身的爱国情怀的同时，再用科学的态度对此作冷静的分析，就会看到：尽管焦仲卿、刘兰芝代表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他们的悲剧对旧制度也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控诉，但他们本身的片面性，主观上的缺乏经验和历史的局限性却导致了最终的失败，虽然他们的死使封建家长的企图落空，但自己也终于结束了他们可贵的生命，永远与炽热的爱情生活无缘。尽管屈原抱定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以汶汶”、“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的决心投江而死，显示了他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但他在以投江自沉表明了自己“皓皓之白”的同时，也就等于拱手将世界让给了“濯淖污泥”、“燕雀乌鹊”。人们怀念他、景仰他，也绝不是为了这“死”本身，而是敬佩他生前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和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所以，当我们把感情的激动让位于心智的沉思时，就会清楚地看到，像焦仲卿、刘兰芝那样企图用牺牲生命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是多么愚蠢，像屈原那样靠“愤而辞世”来表达对祖国的挚爱是多么的乏力。
鲁迅先生曾对“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刘和珍诸君作过如下评价：“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纪念刘和珍君》）他忠告爱国的青年们：“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指刘和珍等），非常觉得哀伤。……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华盖集续编·空谈》）
试想，既然反动派连徒手请愿的爱国青年都可以血腥杀戮，难道面对自杀身死的情侣，葬身汨罗的三闾大夫反倒会翻然悔过，从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
同样是追求爱情自由，同样有封建势力的阻挠，王实甫《西厢记》里的张生、崔莺莺却有与焦仲卿、刘兰芝截然不同的表现。他们不仅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桎梏，去追求纯真的爱情，而且还在红娘的帮助下，耐心地与以崔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虚与周旋，并在斗争中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在历尽艰难曲折之后，终于有情人成了眷属。比之张生、崔莺莺，焦仲卿和刘兰芝所缺乏的正是鲁迅先生所一贯倡导的那种“韧”的战斗精神。
同样有远大理想，同样经历坎坷不平，司马迁虽知“诟莫大于宫刑”，然“就极刑而无愠色”，刀锯之余，潜心二十余载，终于写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巨著”——《史记》。倘若当初司马迁不堪忍受那种奇耻大辱，而像屈原那样以死来寻求解脱，则中国的文学史怕是要因此而改写许多章节吧。然而，司马迁虽然含辱忍垢，却并未因此而影响他流芳百世，反倒以其忍辱负重、孜孜以求的崇高精神让人平添了几分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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